最近，在穷人富人思维中绕不出来的茅于轼，再一次唱起了绕口令。他发表言论主张减税和保护私有财产，本来是没有错的。只是在不长的文字里面，穷穷富富的话说了个没完没了。他说，“我写国际篇文章，讲的是要替富人说话，为穷人办事，因为这些文章捱了好多的骂， 我现在还坚持这个看法。为富人说话，为穷人办事，这两个都不能少，你不为富人说话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，国家没有富人，全都是穷人，也就是说，穷人本身有希 望变富，你打倒了富人，全国都是穷人。”
媒体报道的题目，是《打倒了富人，全国都是穷人》。
这一次，说茅于轼叨叨唠唠，应该是不算错的。作为回应，网友“看客是谁”也还以绕口令：“打倒了富人，全国都是穷人！打倒了穷人，全国都是富人？”
尽管有人不爱听，我不能不说：茅老真的老了，僵化了。
茅老的僵化不是一天两天了。他老人家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时候，已进入不惑之年。1986年去美国镀金的时候，已到知天命之年。茅老得风气之先，活到老学到老，自然是值得称道的。至于学得怎么样，我们应该存疑。在茅老的言论中，总是重复教科书中的初级内容，比如资源配置，比如利益最大化，等等。
我一直认为，思维的老化，通常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表现。第一种，是拒绝学习，拒绝改变。第二种，是生怕赶不上形势，急起直追，只是分寸感很差并且缺少美感，会让年轻一些的人觉得莫名其妙。茅老的僵化，就属于后者。
经济学让茅于轼看到了新天新地。他用经济学去批判计划经济，同时也用经济学去挑战常识和基本的社会规范。已经有很多次了，面对社会上批评财阀和市场的声音，茅于轼总是拿出经济学来教训批评者。他的话有时对有时错，而关键的问题在于，除了中国以外，没有一个国家敢用经济学来指导一切。事实上，茅于轼把经济学变成了伦理学。按照茅氏经济伦理学，市场总是对的，资本总是对的。
事实上，茅于轼的思维是从文革的极左转向极右，从政治挂帅变成了经济挂帅。
茅于轼还喜欢把复杂问题简单化，极端化。他提出了“为富人说话论”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割裂。他的“精英统治论”和别人的“反民粹论”，为有些人敌视大众的态度和行为提供了依据。去过美国的茅于轼，与很多人一样没有得到西方思想的精髓。作为公众人物，茅于轼们的言论在美国很有可能会被视为歧视。
面对质问，茅于轼经常会拿出一段经济学理论，然后经济学就为他所有，错误就属于别人了。久而久之，茅于轼变成了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化身。就算别人赞同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，与茅于轼的观点相左也会遭到攻击。这样一来，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就难免不会被塞进私货和私利。
茅于轼的私德不错，加上有经济学作为利器，故而愈发无知无畏，频频故作惊人之语。茅于轼一次又一次地引发社会争端，又无一例外地有惊无险，结果是名望大增。于是，他周而复始，乐此不疲。
茅于轼的很多做法，极大地败坏了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声誉。我说过，茅于轼已经成为自由主义的票房毒药。
茅于轼们最大的过错，是严重地误导了很多具有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的年轻人。他们刚刚摆脱极左思想的束缚，却又成为极右思想的奴隶。中国的思想界，有在极左和极右之间摇摆的危险。中国，有陷入极左派和极右派煽动的阶级斗争的危险。
我的这些话，一定会让很多人暴跳如雷。为此，我要说：我尊重你们的信仰，也知道你们在精神上需要依赖。但是，茅老的很多言行越来越乖张，越来越不靠谱，社会已经无法再迁就你们了。
对于独立精神尚存的人们，我要说：真正独立的人，应该学会自省和自律。过去，很多长于批判的人都变成了另一种崇拜者和盲从者。反过来说，对新的理论和偶像的迷信，正是他们目空一切，打到一切的精神力量。这是不是普遍规律还不好说，不过，这一切还在不断地重复之中。眼下，一些人自恃有了茅于轼和韩寒就可以认为自己天然正确，就可以成为最终和最后的解释者，就可以动辄训斥正在读书和思考的人，其实是在步红卫兵的后尘。
有人说，茅于轼是有历史贡献的，我不完全否认这一点。但是，假如你们支持茅于轼，热爱茅于轼，就应该去完善和发展他的理论，弥补他的不足。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先行者，茅老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情况，你们不应该这样。进一步说，你们应该劝说茅老要谨言慎行。我想告诉你们，如果一个人因为私德好就要在公共事务上恣意胡为，那就是另一种伪君子了。在历史上，王莽和王安石就是这样。
遗憾的是，在茅老周围没有直言相谏的人。说得直白一些，就是没有君子，没有智者。他们都是些什么人，我以后再说。
如果让我直截了当，我要说：茅老是在80岁上下僵化的，而你们是20岁30岁，老一点的也不过是40岁……
媒体报道的题目，是《打倒了富人，全国都是穷人》。
这一次，说茅于轼叨叨唠唠，应该是不算错的。作为回应，网友“看客是谁”也还以绕口令：“打倒了富人，全国都是穷人！打倒了穷人，全国都是富人？”
尽管有人不爱听，我不能不说：茅老真的老了，僵化了。
茅老的僵化不是一天两天了。他老人家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时候，已进入不惑之年。1986年去美国镀金的时候，已到知天命之年。茅老得风气之先，活到老学到老，自然是值得称道的。至于学得怎么样，我们应该存疑。在茅老的言论中，总是重复教科书中的初级内容，比如资源配置，比如利益最大化，等等。
我一直认为，思维的老化，通常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表现。第一种，是拒绝学习，拒绝改变。第二种，是生怕赶不上形势，急起直追，只是分寸感很差并且缺少美感，会让年轻一些的人觉得莫名其妙。茅老的僵化，就属于后者。
经济学让茅于轼看到了新天新地。他用经济学去批判计划经济，同时也用经济学去挑战常识和基本的社会规范。已经有很多次了，面对社会上批评财阀和市场的声音，茅于轼总是拿出经济学来教训批评者。他的话有时对有时错，而关键的问题在于，除了中国以外，没有一个国家敢用经济学来指导一切。事实上，茅于轼把经济学变成了伦理学。按照茅氏经济伦理学，市场总是对的，资本总是对的。
事实上，茅于轼的思维是从文革的极左转向极右，从政治挂帅变成了经济挂帅。
茅于轼还喜欢把复杂问题简单化，极端化。他提出了“为富人说话论”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割裂。他的“精英统治论”和别人的“反民粹论”，为有些人敌视大众的态度和行为提供了依据。去过美国的茅于轼，与很多人一样没有得到西方思想的精髓。作为公众人物，茅于轼们的言论在美国很有可能会被视为歧视。
面对质问，茅于轼经常会拿出一段经济学理论，然后经济学就为他所有，错误就属于别人了。久而久之，茅于轼变成了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化身。就算别人赞同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，与茅于轼的观点相左也会遭到攻击。这样一来，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就难免不会被塞进私货和私利。
茅于轼的私德不错，加上有经济学作为利器，故而愈发无知无畏，频频故作惊人之语。茅于轼一次又一次地引发社会争端，又无一例外地有惊无险，结果是名望大增。于是，他周而复始，乐此不疲。
茅于轼的很多做法，极大地败坏了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声誉。我说过，茅于轼已经成为自由主义的票房毒药。
茅于轼们最大的过错，是严重地误导了很多具有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的年轻人。他们刚刚摆脱极左思想的束缚，却又成为极右思想的奴隶。中国的思想界，有在极左和极右之间摇摆的危险。中国，有陷入极左派和极右派煽动的阶级斗争的危险。
我的这些话，一定会让很多人暴跳如雷。为此，我要说：我尊重你们的信仰，也知道你们在精神上需要依赖。但是，茅老的很多言行越来越乖张，越来越不靠谱，社会已经无法再迁就你们了。
对于独立精神尚存的人们，我要说：真正独立的人，应该学会自省和自律。过去，很多长于批判的人都变成了另一种崇拜者和盲从者。反过来说，对新的理论和偶像的迷信，正是他们目空一切，打到一切的精神力量。这是不是普遍规律还不好说，不过，这一切还在不断地重复之中。眼下，一些人自恃有了茅于轼和韩寒就可以认为自己天然正确，就可以成为最终和最后的解释者，就可以动辄训斥正在读书和思考的人，其实是在步红卫兵的后尘。
有人说，茅于轼是有历史贡献的，我不完全否认这一点。但是，假如你们支持茅于轼，热爱茅于轼，就应该去完善和发展他的理论，弥补他的不足。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先行者，茅老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情况，你们不应该这样。进一步说，你们应该劝说茅老要谨言慎行。我想告诉你们，如果一个人因为私德好就要在公共事务上恣意胡为，那就是另一种伪君子了。在历史上，王莽和王安石就是这样。
遗憾的是，在茅老周围没有直言相谏的人。说得直白一些，就是没有君子，没有智者。他们都是些什么人，我以后再说。
如果让我直截了当，我要说：茅老是在80岁上下僵化的，而你们是20岁30岁，老一点的也不过是40岁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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